案件回放：吳某、楊某經法院判決離婚后，吳某（11歲，小學四年級）由父親吳某撫養。自2016年3月以來，雙方因探視問題多次發生糾紛。后來，楊起訴法院要求變更監護權。2016年6月16日，一審法院法官向吳某學校征求吳某自己的意見。吳說他想和他的母親楊住在一起。第二天，吳以幫助吳治療疾病的名義帶吳去日本生活。他沒有告訴楊和一審法院。在二審中，吳自己向法官陳述，他愿意和父親住在一起。他的父親有時出差，委托朋友照顧他的生活。吳還提交了吳在國內外的體檢病歷，沒有明確診斷吳患有疾病。

　　經審理，上海離婚律師所認為，雖然楊某、吳某已離婚，吳某由吳某直接撫養，但楊某仍是吳某的監護人。吳某決定帶吳某去日本生活，這將對吳某未來的生活環境和成長道路產生重大影響。吳某不尊重吳某自己的意愿，也沒有征求其他監護人楊某的意見。在審判過程中，他沒有正當理由將吳某帶到日本，這阻礙了楊某和吳某之間的親子關系。考慮到楊的職業、收入和其他因素，楊有能力撫養他。然后判決：1、自判決生效之日起，吳某變更由原告楊某撫養；2、被告吳某自判決生效之日起每月20日前支付吳某撫養費3000元，年滿18歲。
 

　　不同觀點：

　　未經另一方同意，直接撫養人將未成年子女帶到其他地方或國外生活。未成年子女已在其他地方或國外入學并穩定生活的，另一方以無法探視子女為由起訴變更監護權的，有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我們應該考慮判決是否可以實施監護權的變更。在監護權糾紛案件中，應審查兒童當前的學習和生活環境，通常應保持兒童環境的穩定性。在這種情況下，吳的孩子現在住在日本，他的學習狀況相對穩定。從一般的角度來看，吳把吳帶到日本，實際上是為了為孩子們創造一個更好的學習和生活環境。如果監護權被判給女性，而男性拒絕將孩子帶回中國，執行將會有問題，導致事實上的空洞判決。因此，本案應維持離婚案件中監護權的判決，即吳仍由其父親吳撫養。

　　第二種觀點是，直接監護人不能剝奪非直接監護人的探視權。在這種情況下，吳以孩子生病需要出國治療為由，將吳帶到日本，但經過審判發現吳沒有疾病需要治療，吳將吳帶到日本生活，導致楊不能成功探視吳，實際剝奪了楊的探視權，屬于不當行使其監護權。一審法官到學校征求吳自己的意見后，吳未經法院同意，在訴訟期間將孩子帶到日本，在訴訟過程中欺騙法官的不誠實行為，應認定吳的惡意行為，吳應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應將吳的監護權判處楊。

　　第三種觀點認為，十歲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個人意見應作為判決監護權所有權的主要依據。吳現在已經十歲了。在本案的一審中，他本人表示愿意與母親楊住在一起，因此法院判決監護權屬于楊。在二審中，吳本人表示愿意與父親住在一起，應考慮吳的意愿，并將其判處吳繼續由吳撫養。至于吳在日本的探視，他認為楊仍然可以去日本探視吳。
 

　　法官回應：

　　直接監護人不當履行監護權的，應當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

　　近年來，由于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要求幫助子女撫養子女的比例顯著增加。在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干涉下，80年代后和90年代后的夫婦在離婚過程中越來越突出。上海離婚律師所在審判實踐中，應當保護非直接撫養方的探視權和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監護權，使隱藏和搶劫子女的一方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

　　1.直接撫養未成年子女。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時，應當從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護子女合法權益的具體情況出發，結合父母雙方的撫養能力和撫養條件，妥善解決子女撫養問題。可以看出，上海離婚律師所根據子女權益和從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護子女合法權益出發是人民法院依法確定子女撫養權時考慮的主要和核心因素。由于年齡原因，未成年子女身心不成熟，需要父母親自撫養、教育。法律還規定了直接撫養子女的權利和義務。人民法院還應當考慮直接撫養優先權的原則。因此，父母直接撫養未成年子女有利于實現子女利益最大化。

　　事實上，許多離婚父母將未成年子女安置在祖父母或祖父母所在地，由祖父母或祖父母照顧生活和學習，而我在原地工作，導致未成年子女與父母分開生活，使子女在成長過程中得不到父親的愛和母親的愛。在本案的審理中，吳陳述吳與他一起生活在日本，并委托他的朋友在出差時幫助他照顧吳，吳也證實了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吳某將吳某置于異國他鄉，使其脫離父母的直接監護，沒有其他直系親屬照顧，這是不合適的。楊作為吳的母親，工作穩定，吳的祖父母也同意共同撫養和照顧吳，所以從是否可以直接撫養孩子的角度來看，楊的撫養條件優于吳。

　　2.直接撫養一方應保護另一方的探視權。

　　撫養和教育子女是父母雙方的法律權利和義務，子女依法享有的撫養和教育權不得因父母婚姻破裂而受到損害。法律規定，監護權和探視權是父母和子女之間特定身份關系的親權延伸，考慮到父母和子女的人格利益和情感利益。直接撫養子女的一方應當從保護子女身心健康成長的角度，與另一方合作，妥善行使探視權。人民法院判決監護權的所有權時，也堅持不當行為的原則，任何父母一方將未成年子女作為私人工具控制，使用子女設置障礙，不讓對方探望子女或實現繼續控制的目的，應當認定為監護權的不當行使。

　　在這種情況下，一、二審發現吳沒有重大疾病必須在國外治療，但上訴人吳在一審法院撫養糾紛案件過程中，以出國治療的名義，未經母親楊同意，將吳帶到日本，嚴重影響上訴人楊正常行使探視權，人為阻斷楊、吳母子血肉感情，損害楊的人格利益和情感利益，不僅違背人際關系，而且不利于吳的身心健康成長。吳忽視了一審法院征求吳本人意愿的事實，未經一審法院同意，將吳私下帶出國，違反了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父母離婚后應當正確行使監護權。當事人搶劫子女、控制子女阻方探視的，應當承擔相應的不利法律后果。

　　3.子女本人對監護權意見有重復意見的，應當結合事實予以認定。

　　根據上述《意見》第五條規定，父母雙方對十周歲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隨父或隨母生活發生爭執的，應考慮該子女的意見。司法實踐中，撫養權糾紛當事人的委托訴訟代理人一般會讓己方當事人提前與未成年子女溝通，獲得對己方有利的證據。因此，年滿十周歲子女在撫養權案件中發表自己意見的，一般要向未成年子女當面詢問，結合案件其他證據，查證其陳述的真實性。年滿十周歲子女對撫養權意見有反復的，應向其詢問原因，并結合案件事實，查證其陳述的真實性、合理性，綜合認定子女本人的陳述能否作為定案依據。

　　上海離婚律師所就本案而言，吳某某的父母吳某、楊某均具有較優越的經濟條件，均有能力撫養吳某某，故經濟條件非本案首要考慮因素。楊某在雙方離婚訴訟及本案一審審理過程中，提供了雙方所生之子吳某某要求跟隨自己共同生活的書面陳述意見，吳某在二審審理過程中，提交了經公證的吳某某在日本的陳述記錄，明示要求隨父共同生活。上述書面意見可以反映出吳某某對于隨父還是隨母生活，均不持反對意見。鑒于本案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因吳某某撫養權糾紛多次產生矛盾，吳某某年僅十一周歲，吳某某在與父或母單方相處時所作的陳述，顯然受到其父母意志的影響。故本案該部分證據，合議庭認為不應作為判決吳某某撫養權歸屬的依據。

　　通過搶孩子或藏匿孩子，以期在離婚或撫養糾紛案件中獲得子女撫養權的做法并不可取。首先，會將父母的矛盾公開化，對未成年子女造成嚴重心理陰影；其次，導致子女在成長過程中缺乏父或母另一方的關愛，容易造成人格缺陷；再次，直接撫養人通過將未成年子女安置于秘密場所，人為阻斷子女與另一方的聯系，讓子女始終處于不穩定環境中，影響子女身心健康發展。因此，這種行為對孩子造成的不利影響是難以預估的。

　　父母離婚后，基于親緣關系的完整家庭解體，已經造成子女情感缺失的精神傷害，故父母不應將雙方的矛盾公開化，為滿足自己的人格利益而損害子女的情感利益，從而對子女造成二次傷害。本案中，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后，為孩子撫養問題爭執不休，屢次發生過激行為，不利于孩子正常的學習、生活和身心健康。希望其他離異家庭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從本案中吸取教訓，妥善處理撫養孩子產生的糾紛。